到列钟、磬二架余歌色及琴、瑟之类指登歌所用金钟、玉磬及其他伴

到列钟、磬二架，余歌色及琴、瑟之类：指登歌所用金钟、玉磬及其他伴奏乐器。据《宋史·乐志四》，徽宗政和三年（1113）四月议礼局所上亲祠登歌之制：“金钟一，在东；玉磬一，在西：俱北向。柷（zhù）一，在金钟北，稍西；敔（yǔ）一，在玉磬北，稍东。搏拊（bó fǔ）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东西相向。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瑟四，在金钟之南，西上；玉磬之南亦如之，东上。”钟，古代乐器，青铜制，悬挂于架上，以槌叩击发音，祭祀或宴享时用，战斗中亦用以指挥进退。大而单一的称“特钟”，十几个大小组成一套的称“编钟”。磬，古代打击乐器。用石或玉制成，形如曲尺，悬于架上，用木槌击奏，单一的叫“特磬”，成套的叫“编磬”。歌色，应指手执拍板歌唱者，即本书卷十“天宁节”中“第一盏：御酒，歌板色一名，唱‘中腔’”中的“歌板色”。色，即执色，是宋代音乐中按乐器或乐种进行分类的一种音乐组织形式，某种乐器即称“某色”，“执色乐工”即为演奏不同乐器或乐种类别的乐工。这种分类在隋唐教坊乐部中已有端倪，形成稳定制度大约是在北宋中后期。《宋史·乐志五》中说“大礼用乐，凡三十有四色：歌色一，笛色二，埙色三，篪色四，笙色五，……奏坐三十三，麾幡三十四”，歌色为三十四色之首，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王礼考十二》载绍兴十三年大驾卤簿仪仗，有“歌色四十八人”，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中也说：“旧教坊有筚篥部、大鼓部、杖鼓部、拍板色、笛色，琵琶色、筝色、方响色、笙色、舞旋色、歌板色、杂剧色、参军色。”琴，拨弦乐器。用桐木等制成，琴身狭长，有五根弦，后增至七根。演奏时左手按弦，右手拨弦。音域较宽，音色丰富。相传是神农发明的，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拨弦乐器。然据前引《宋史·乐志四》，宋代亲祠登歌之制中的“琴”并非专指这种“古琴”，而是“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瑟，拨弦乐器。形状似琴，有二十五根弦，弦的粗细不同。每弦有一柱。按五声音阶定弦。最早的瑟有五十弦，故又称“五十弦”。

有执事人：主管具体事务者。此指执色乐工。

圜丘坛高三层，有七十二级台阶，最顶层的坛面方圆三丈左右。圜丘坛有四条踏道：正南面的叫午阶，东面的叫卯阶，西面的叫酉阶，北面的叫子阶。圜丘坛上陈设着两张黄色褥垫，坐北面南的神位版上写着“昊天上帝”，坐东面西的神位版上写着“太祖皇帝”。坛上只陈设两张低矮的桌案，上面陈设着各种供品。坛上有十几个登歌道士，排列着一架金钟、一架玉磬，共两架，其余歌板色以及琴、瑟之类，每种乐器只有三五位执色乐工而已。

坛前设宫架乐其：前列编钟、玉磬工，其架有如常乐方响用，增其高大。编钟形稍褊本，上下两层挂之，架两角缀以流苏。玉磬状如曲尺，系其曲尖处，亦架之，上下两层挂之。次列数架大鼓，或三或五，用木穿贯，立于架座上令。又有大钟曰景钟北，曰节鼓到。有琴而长者有，如筝而大者⑨，截竹如箫管、两头存节而横吹者⑩，有土烧成如圆弹而开窍者?，如笙而大者即，如箫而增其管者何。

其坛前设宫架乐：此处介绍北宋徽宗南郊时宫架乐的布设情况。宋代宫架乐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江所用乐器涵盖金、石、土、革、丝、竹、匏、木“八音”之器；自乐队排列有固定不变的位置；于随月用律，十二律旋相为宫；工礼仪功能突出；古乐队中弦管乐器较周代雅乐为多，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力；如乐队规模庞大，庄重威严；其有乐正、乐师、歌工、运谱人等非乐队演奏人员。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建大晟府，制大晟乐，对乐器形制、乐队组成做过改造，孟元老此处所写，正是大晟雅乐在郊祀中的亮相。

工玉磬：应指神宗元祐年间（1086—1094）范镇所造编磬，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8）进行磨治，编入大晟乐器。南宋王应麟《玉海·乐·政和玉磬、金钟》：“（政和）六年闰正月十二日大晟府言：‘神宗命儒臣肇造玉磬，藏之乐府，久不施用。宜略加磨砻（lóng），俾与律合。并造金钟，专用于明堂，以荐在天之神。’从之。”《宋史·乐志四》也说：“八月，帝亲制《大晟乐记》，命太中大夫刘昺编修《乐书》，……又为图十二：……十曰金钟、玉磬，……”序言说：“金玉之精，禀气于乾，故堂上之乐，钟必以金，磬必以玉。《历代乐仪》曰：‘歌磬次歌钟之西，以节登歌之句。’即《周官》颂磬也。神考肇造玉磬，圣上绍述先志，而堂上之乐方备，非圣智兼全、金声而玉振之者，安能与于天道哉？其图金钟、玉磬以此。”

用常乐：指普通礼仪中所用乐曲或乐器，相对于特殊用途或专门制作的乐器而言。《左传·昭公十二年》：“夏，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正义：“享燕之礼，自有常乐，今特云‘为赋《蓼萧》’者……非礼之常，公特命乐人以示意。”文献中亦可见“皇帝每行，皆如常乐”（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宗庙考七》）、“军乐是军容，与常乐不等”（同上《乐考二十一》）之类用例。孟元老所记徽宗南郊亲祀所用乐器，为大晟府所制雅乐乐器，与北宋此前郊祀中所用“常乐”不同，许多细节为《宋史·乐志》等文献所不载，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