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有事焉就是集义集义就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还不得要领说致良知

必有事焉就是集义，集义就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还不得要领，说致良知那么当下就有地方可以着手用功。所以我专门说致良知。随时在事情上致良知，就是格物；实实在在地去致良知，就是诚意；实实在在地去致良知，而没有丝毫的意必固我，就是正心。实实在在地致良知，那么就没有忘的毛病；没有丝毫的意必固我，那么就没有助的毛病。所以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不必再说个勿忘勿助了。孟子说勿忘勿助，是就告子的毛病所开的处方。告子强制人心的说法，就是犯了助的毛病，所以孟子专门讲助的危害。告子之所以犯助的错误，是因为他认为义在心外，不知道在自己的心中“积累善心”，在“必有事焉”上下功夫，所以才会这样。如果时时刻刻都从心中积累善心，那么良知的本题就会豁然开朗，是是非非自然就会纤毫毕露，又怎么会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弊端呢！孟子的集义养气的学说，固然对于后世学者有很大功劳，但他也只是对症下药，说了个大概意思，不像《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特别精一简单，上下贯通，千秋万代永无弊病。

圣贤论学，多是随时就事，虽言若人殊，而要其功夫头脑，若合符节。缘天地之间，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论学处说功夫，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自然无不吻合贯通者；才须搀和兼搭而说，即是自己功夫未明彻也。

近时有谓集义之功，必须兼搭个致良知而后备者，则是集义之功尚未了彻也。集义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谓致良知之功，必须兼搭一个勿忘勿助而后明者，则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义上解释牵附，以求混融凑泊，而不曾就自己实功夫上体验，是以论之愈精而去之愈远。

文蔚之论，其于大本达道既已沛然无疑，至于致知穷理及忘助等说，时亦有搀和兼搭处，却是区区所谓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到得功夫熟后，自将释然矣。

圣贤讲学，多是因时因事制宜，虽然他们的说法好像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宗旨都是一样的。这是因为天地之间，原本只有一个人性，只有一个天理，只有一个良知，只有一件事。所以凡是古人就学问上讲的功夫，就没有必要掺杂搭配，自然就会吻合贯通；如果必须要掺杂搭配，那么就是因为自己的功夫还不明白透彻。

最近有人认为集义的功夫，必须掺杂搭配个致良知的功夫才能完备，那么就是他的集义的功夫还不透彻。集义的功夫还未明澈，恰恰成了致良知的阻碍。认为致良知的功夫必须搭配上一个勿忘勿助的功夫才能够明白，那么就是致良知的功夫尚没有明白透彻。致良知的功夫尚没有明白透彻，恰恰成了勿忘勿助的负担。类似这样，都是就字义上来牵强附会地解释，以求得融会贯通，而不曾从自己的实在功夫上去体验，所以论证得越精确，那么就离圣道越远。

你的观点，在大本达道上已经没有什么疑问，至于对致知穷理及勿忘勿助等学说，还时不时有掺杂搭配的地方，这就是我所说的走在康庄大道上，有时会迂回曲折的那种情况，等到你的功夫纯熟后，这种情况自然就会消失了。

文蔚谓致知之说，求之事亲从兄之间，便觉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见近来真切笃实之功。但以此自为，不妨自有得力处，以此遂为定说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药发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讲也。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若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事亲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从兄的真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从兄的良知；致得从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亲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须又从事亲的良知上去扩充将来。如此又是脱却本原，著在支节上求了。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来，不须假借。然其发见流行处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虽则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而原又只是一个。虽则只是一个，而其间轻重厚薄又毫发不容增减。若可得增减，若须假借，即已非其真诚恻怛之本体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无方体，无穷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者者也。

所“语大”二句：语出《中庸》“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意为君子讲到道的广大，即使是天地无边无际也装载不了它；讲到道的精微，天下任何东西也破碎不了它。

你认为致知的学说，从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上去寻求，便觉得有所遵循，这句话最能看出你最近确实下了真切笃实的功夫。但你从这里去下功夫倒也无妨，自然有得力的地方，但如果从此把这当作定论去教导人，那么却难免会出现用药不当反而得病的情况，所以我不能不说一说。

良知只是一个天理的自然明白显现处，只是一个真诚恻隐的本体。所以致良知的真诚恻隐用在侍奉父母上就是孝，用在尊敬兄长上就是悌，用在辅佐君王上就是忠。这里只有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隐。如果尊敬兄长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隐，那么也就是侍奉父母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隐；如果辅佐君王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隐，那么就是尊敬兄长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隐。所以能致辅佐君王的良知，就是能致尊敬兄长的良知；能致尊敬兄长的良知，就是能致侍奉父母的良知。不是说辅佐君王的良知不能致，却又必须从侍奉父母的良知上去扩充。如果这样就又脱离了本源，是在细枝末节上探求良知了。良知只有一个，随着它的呈现和流传，自然完备充足，没有来去，不需要向外假借。然而它呈现流传的地方，却有轻重厚薄的区分，丝毫不容增加减少，也就是所谓的天然自有之中。即使有轻重厚薄之分，丝毫不容增减，但良知原本只有一个。虽然良知只有一个，但其中的轻重厚薄又丝毫不容增减。如果能够增减，如果必须向外假借，那么也就不是真诚恻隐的本体了。这就是良知的妙用之所以无形无体，无穷无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的缘故。

孟氏“尧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发见得最真切笃厚、不容蔽昧处提省人，使人于事君、处友、仁民、爱物与凡动静语默间，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亲从兄真诚恻怛的良知，即自然无不是道。盖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至于不可穷诘，而但惟致此事亲从兄一念真诚恻怛之良知以应之，则更无有遗缺渗漏者，正谓其只有此一个良知故也。事亲从兄一念良知之外，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为惟精惟一之学，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后世而无朝夕”者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