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的末一段透露当时湘军军营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即广开保举之途。一场胜仗打下来，军营中无论参与者、未参与者均获保举，军营里固然是人人沾润，皆大欢喜，但国家的制度原则却在无形中受到冲击。到了后来，湘军气势越来越大，保举之风也便越来越盛，直到泛滥无边的地步。有根本与军营无关、从来只在家种田守屋的人也获得保举，还有未成年的孩子，甚至有根本未出生、预先给他起好一个名字冒领军功牌的。这种事湘军各军营中都普遍存在，尤以老九的吉字营最为厉害。老九以此作为收买人心广结党羽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治四年，在江宁打下后的某一天，曾氏与心腹幕僚赵烈文聊天时曾说过，湘军为国家建立了大功，但也为国家遗下了后患。后患之一便是在战争中所被破坏的纲纪难以重建。曾氏为妹夫之弟所开的这个“条子”，其实也是在破坏纲纪。当然，他毕竟是明白人，即便在“玉成”亲戚的时候，也提醒弟弟要注意“分别”对待，以免滥到连自己都不可收拾。至于“善觇国者，睹贤哲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自是千古名言，只不过孰为“贤哲”，孰为“冗员”，却不易分辨！

致沅弟（咸丰八年五月十六日）

沅甫九弟左右：

十三日安五等归，接手书，具悉一切。抚、建各府克复，惟吉安较迟，弟意自不能无介介。然四方围逼，成功亦当在六、七两月耳。澄侯弟往永丰一带吊各家之丧，均要余作挽联。余挽贺映南之夫人云：柳絮因风，阃内先芬堪继武（姓谢）；麻衣如雪，阶前后嗣总能文。挽胡信贤之母云：元女太姬，祖德溯二千余载；周姜京室，帝梦同九十三龄（胡母九十三岁）。近来精力日减，惟此事尚颇如常。澄弟谓此亦可卜其未遽衰也。

袁漱六之戚郑南乔自松江来，还往年借项二百五十两，具述漱六近状，官声极好，宪眷极渥，学问与书法并大进，江南人仰望甚至，以慰以愧。

杨家滩周俊大兄号少濂，与余同读同考，多年相好。频年先祖、先考妣之丧均来致情。昨来家中，以久试不进，欲投营博一功名，求荐至吉营。余以功牌可得，途费可赠，保举则不可必。渠若果至吉营，望弟即日填功牌送之，兼送以来往途费。如有机有假，或恰逢克复之日，则望保以从九县丞之类；若无机会，亦不勉强。以全余多年相好。

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至今以为诟病。近日揣摩风气，一变前志。上次有孙、韩、王之托，此次又有周君之托，盖亦情之不得已者。孙、韩、王三人或保文职亦可，渠辈眼高，久已厌薄千、把也。仙屏在营，弟须优保之，借此以汲引人才。余未能超保次青，使之沉沦下位，至今以为大愧大憾之事。仙屏无论在京在外，皆当有所表见。成章鉴是上等好武官，亦宜优保。

弟之公牍信启，俱大长进。吴子序现在何处？查明见复，并详问其近况。

余身体尚好，惟出汗甚多，三年前虽酷暑而不出汗，今胸口汗珠累累，而肺气日弱，常用惕然。甲三体亦弱甚，医者劝服补剂，余未敢率尔也。弟近日身体健否？

兄国藩手草

再者，人生适意之时，不可多得。弟现在上下交誉，军民咸服，颇称适意，不可错过时会，当尽心竭力，做成一个局面。圣门教人不外敬恕二字，天德王道，彻始彻终，性功事功，俱可包括。余生平于敬字无工夫，是以五十而无所成。至于恕字，在京时亦曾讲求及之。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近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弟于恕字颇有工夫，天质胜于阿兄一筹。至于敬字则亦未尝用力，宜从此日致其功，于《论语》之九思、《玉藻》之九容，勉强行之。临之以庄，则下自加敬。习惯自然，久久遂成德器，庶不至徒做一场话说，四十五十而无闻也。兄再行。

◎评点：人生适意之时不可多得

上次为保举事给老九递了一张条子，这次又递来了一张条子。此人既为曾氏同学，年岁似应相仿，亦是近五十的人了。当年同出一师，而今依旧无尺寸功名，为一功牌、为保举一从九县丞而求老同学，其状也够惨，其情也够悯了。“多年相好”的曾氏，能不为之动容吗？能拒绝他的请求吗？从人情来说，曾氏此条子开得可以理解，但从制度来说，这岂不又是自坏章程？倘若在一年前，曾氏是不会这样做的，这一年来，他自省许多。信上说：“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至今以为诟病。近日揣摩风会，一变前志。”

“揣摩风会”四字，最堪玩味！一个人要脱离风会，特立独行，其实是很难很难的。举世皆难，在中国更是几乎不可思议，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使然。上面所说的这个例子，属于所谓的“窗帘风”。要想根除此种不良之风气，谈何容易！每一个人在其成长奋斗的过程中，都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其中家人的帮助无疑最大。尤其对于贫寒家庭的人来说，一个人的十年寒窗，甚至是全家人节衣缩食的共同换取，那么当他获得了一官半职的时候，对于曾经帮助过他的人，特别是他的家人的请求援助，他能置之不理吗？自己的良心上说不过去且不提，社会上的舆情也不容许，“六亲不认”“忘恩负义”“寡情薄义”等等会像潮水般汹涌而至，足以将一个人淹没掉。故而，当年有不少新科进士并不望考中翰林，而是希望分发到州县去做百里侯。翰林清贵，许多人都向往，为什么他们不想？原来，翰林散馆之后，通常都是留在翰林院。翰林院是一个档次相当高的机构，人员也极有限，不够资格的人是不可能进去的。散馆之后也会有极少数人分配在六部做低级京官，这种小京官不过办事员而已，并没有什么权力。故无论在翰苑，还是在六部，有一个共同点便是都不可能安置私人。做县令则大不一样。百里之内，县令便是土皇帝，一切都是他说了算，什么档次的私人他都可以安排：文化程度高的，可以做师爷书吏；一字不识的，也可以安排做更夫做伙夫做马夫，混碗饭吃是绰绰有余的。曾氏当年离家赴京前夕，其舅父说：“外甥做外官，阿舅来作烧火夫也。”说的正是这个现象。曾氏未做外官，故其舅父想做烧火夫都做不成，连妹夫千里迢迢亲到京师，想通过内兄之力谋点事做，也办不到。乘兴而来，扫兴而归，几年后居然在贫病之中去世了！

对于这个舅舅和妹妹来说，做官发迹了的曾氏对他们无丝毫帮助，心中的埋怨是可想而知的。做州官县令可以安置私人，倘若自己拉队伍树旗杆，则更可以大量收容四邻乡亲。俗话说当兵吃粮，当兵的目的乃在于吃粮。对于十之八九的兵丁来说，投军原本就没有什么政治目的，有饱饭吃，才是他们的第一推动力；若是能立功受赏、发财升官，则是命大。当年湖湘大地之所以有诸多热心且有力量的人筹办团练，又有那么多人踊跃投奔，其原因多半在这里。曾氏却要特立独行。他对军营要求严格，当官的要有血性和能力，普通勇丁也要是朴实农夫，不符合条件的，即便是亲戚也不接收。在保举上，他也照章办事，不徇私情，不开后门。别人既不能从他那里得到分外的好处，当然也便不格外感激他，故而“人心不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