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有事焉就是集义，集义就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还不得要领，说致良知那么当下就有地方可以着手用功。所以我专门说致良知。随时在事情上致良知，就是格物；实实在在地去致良知，就是诚意；实实在在地去致良知，而没有丝毫的意必固我，就是正心。实实在在地致良知，那么就没有忘的毛病；没有丝毫的意必固我，那么就没有助的毛病。所以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不必再说个勿忘勿助了。孟子说勿忘勿助，是就告子的毛病所开的处方。告子强制人心的说法，就是犯了助的毛病，所以孟子专门讲助的危害。告子之所以犯助的错误，是因为他认为义在心外，不知道在自己的心中“积累善心”，在“必有事焉”上下功夫，所以才会这样。如果时时刻刻都从心中积累善心，那么良知的本题就会豁然开朗，是是非非自然就会纤毫毕露，又怎么会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弊端呢！孟子的集义养气的学说，固然对于后世学者有很大功劳，但他也只是对症下药，说了个大概意思，不像《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特别精一简单，上下贯通，千秋万代永无弊病。

圣贤论学，多是随时就事，虽言若人殊，而要其功夫头脑，若合符节。缘天地之间，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论学处说功夫，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自然无不吻合贯通者；才须搀和兼搭而说，即是自己功夫未明彻也。

近时有谓集义之功，必须兼搭个致良知而后备者，则是集义之功尚未了彻也。集义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谓致良知之功，必须兼搭一个勿忘勿助而后明者，则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义上解释牵附，以求混融凑泊，而不曾就自己实功夫上体验，是以论之愈精而去之愈远。

文蔚之论，其于大本达道既已沛然无疑，至于致知穷理及忘助等说，时亦有搀和兼搭处，却是区区所谓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到得功夫熟后，自将释然矣。

圣贤讲学，多是因时因事制宜，虽然他们的说法好像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宗旨都是一样的。这是因为天地之间，原本只有一个人性，只有一个天理，只有一个良知，只有一件事。所以凡是古人就学问上讲的功夫，就没有必要掺杂搭配，自然就会吻合贯通；如果必须要掺杂搭配，那么就是因为自己的功夫还不明白透彻。

最近有人认为集义的功夫，必须掺杂搭配个致良知的功夫才能完备，那么就是他的集义的功夫还不透彻。集义的功夫还未明澈，恰恰成了致良知的阻碍。认为致良知的功夫必须搭配上一个勿忘勿助的功夫才能够明白，那么就是致良知的功夫尚没有明白透彻。致良知的功夫尚没有明白透彻，恰恰成了勿忘勿助的负担。类似这样，都是就字义上来牵强附会地解释，以求得融会贯通，而不曾从自己的实在功夫上去体验，所以论证得越精确，那么就离圣道越远。

你的观点，在大本达道上已经没有什么疑问，至于对致知穷理及勿忘勿助等学说，还时不时有掺杂搭配的地方，这就是我所说的走在康庄大道上，有时会迂回曲折的那种情况，等到你的功夫纯熟后，这种情况自然就会消失了。

文蔚谓致知之说，求之事亲从兄之间，便觉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见近来真切笃实之功。但以此自为，不妨自有得力处，以此遂为定说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药发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讲也。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若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事亲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从兄的真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从兄的良知；致得从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亲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须又从事亲的良知上去扩充将来。如此又是脱却本原，著在支节上求了。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来，不须假借。然其发见流行处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虽则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而原又只是一个。虽则只是一个，而其间轻重厚薄又毫发不容增减。若可得增减，若须假借，即已非其真诚恻怛之本体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无方体，无穷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者者也。

所“语大”二句：语出《中庸》“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意为君子讲到道的广大，即使是天地无边无际也装载不了它；讲到道的精微，天下任何东西也破碎不了它。

你认为致知的学说，从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上去寻求，便觉得有所遵循，这句话最能看出你最近确实下了真切笃实的功夫。但你从这里去下功夫倒也无妨，自然有得力的地方，但如果从此把这当作定论去教导人，那么却难免会出现用药不当反而得病的情况，所以我不能不说一说。

良知只是一个天理的自然明白显现处，只是一个真诚恻隐的本体。所以致良知的真诚恻隐用在侍奉父母上就是孝，用在尊敬兄长上就是悌，用在辅佐君王上就是忠。这里只有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隐。如果尊敬兄长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隐，那么也就是侍奉父母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隐；如果辅佐君王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隐，那么就是尊敬兄长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隐。所以能致辅佐君王的良知，就是能致尊敬兄长的良知；能致尊敬兄长的良知，就是能致侍奉父母的良知。不是说辅佐君王的良知不能致，却又必须从侍奉父母的良知上去扩充。如果这样就又脱离了本源，是在细枝末节上探求良知了。良知只有一个，随着它的呈现和流传，自然完备充足，没有来去，不需要向外假借。然而它呈现流传的地方，却有轻重厚薄的区分，丝毫不容增加减少，也就是所谓的天然自有之中。即使有轻重厚薄之分，丝毫不容增减，但良知原本只有一个。虽然良知只有一个，但其中的轻重厚薄又丝毫不容增减。如果能够增减，如果必须向外假借，那么也就不是真诚恻隐的本体了。这就是良知的妙用之所以无形无体，无穷无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的缘故。

孟氏“尧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发见得最真切笃厚、不容蔽昧处提省人，使人于事君、处友、仁民、爱物与凡动静语默间，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亲从兄真诚恻怛的良知，即自然无不是道。盖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至于不可穷诘，而但惟致此事亲从兄一念真诚恻怛之良知以应之，则更无有遗缺渗漏者，正谓其只有此一个良知故也。事亲从兄一念良知之外，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为惟精惟一之学，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后世而无朝夕”者者也。